成员国的退出何时导致国际组织的消亡 | 国政学人

成员国的退出何时导致国际组织的消亡

作者：Inken von Borzyskowski，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中的国内政治、国际民主援助、国际组织及其对国内冲突和选举的影响等；Felicity Vabulas，佩珀代因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全球治理等。

来源：Inken von Borzyskowski, Felicity Vabulas. “When do member state withdrawals lead to the death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Issue. 3, 2024, pp. 756 - 786.

导读

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反作用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主题。本文针对成员国退出与国际组织生存之间的普遍关系提出质疑，认为通常情况下，单一成员国的退出对国际组织的存续并非决定性因素，且退出往往源自该成员国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偏好冲突。此外，即便部分成员国选择退出，剩余成员国仍可通过增强内部凝聚力来有效应对集体行动困境，从而维持甚至提升组织的生命力。然而，重要成员国的退出，尤其是创始成员国或经济强国的退出，可能对国际组织的存续造成重大影响。

在本文中，作者基于1909年至2020年间的532个国际组织退出案例，采用生存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个案研究，探讨成员国退出对国际组织生存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成员国退出不会显著影响国际组织的生存风险，但创始国的退出则会对国际组织的消亡起到加速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经济强国的退出可能通过推动改革或重新加入机制，促进国际组织的存续。作者的分析为理解国际组织的生命周期和国际合作的弹性及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引言

不论是近年来英国于2016年宣布退出欧盟，南非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亦或是国际联盟于1946年解散时仅存23个成员国的历史事实，均引发了国家对国际组织作用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国际合作甚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担忧。尽管有学者认为单一成员国的退出会对国际组织的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影响全球体系的稳定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的实证研究能够证明成员国退出与国际组织消亡之间具有普遍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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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员国退出与国际组织消亡的累计数据（1909-2024）

根据1913至2022年期间的数据，成员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次数已超过400次。如图1所示，累计成员国退出和国际组织消亡数据都伴随时间的推移而稳定增加。那么，成员国的退出是否会改变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还是说两者之间相互独立？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提出了相关假设并检验其合理性。

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作者认为，成员国的退出与国际组织消亡之间不应存在普遍的因果关系。首先，二者的驱动因素并不相同。成员国退出主要源于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偏好分歧，因此，即使个别成员国退出，剩余成员国仍可能保持一致并推动国际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在退出国被视为“拖累”的情况下。其次，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强调国际组织的持久性。国际组织通过创建组织结构和支持性的行政官僚机构以充当独立的第三方代理人角色，为成员国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并推动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交流，帮助成员国之间形成与加强合作。因此，国际组织对单个成员国的行为（包括退出国际组织）具有很强的“韧性”，能够将自己“隔离”于成员国的控制之外，且适应或抵制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对此，委托代理理论也持相似观点。此外，沉没成本理论强调，建立国际组织所需要的长期谈判与时间投入所造就的制度“粘性”和路径依赖使得即便国际组织无法为各国带来效益，这些组织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僵尸”组织的存在。因此，由于国际组织对普通成员国的退出行为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设，即H1：平均而言，成员国的退出不会增加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多个成员国的退出会增加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一方面，国际组织内部不合作甚至分裂情绪的蔓延威胁着国际组织甚至更普遍的国际合作。退出国际组织的企图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退出组织的谈判不断发生，当剩余成员国接纳退出国时，一次退出导致进一步退出以及该国际组织解散的潜在风险更高。一方面，国际组织具有规模效应，当更多成员国退出时，剩余成员国的负担加重，合作成本增加，可能促使剩余成员国选择放弃该组织，从而导致国际组织的崩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即H2a：当有更多的成员国退出时，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增加。

但是，从集体行动理论和威慑效应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出现与上述假设相反的情况。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出发，由于偏好离群导致成员国的离开或许能够提高合作效率，推动国际组织继续发展。从进一步探究多米诺骨牌的传染风险角度出发，鼓励效应与威慑效应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当观察到一两个糟糕的退出组织行为后，剩余成员国或许能够因此受到威慑从而加强对该国际组织的承诺，避免从该国际组织中退出或该国际组织的解散。因此相对地，本文提出假设，即H2b：当有更多的成员国退出时，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不会增加。

除此之外，退出国在对应国际组织中的身份与地位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不同成员国对该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不同，从而导致其行为对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不同。一个国家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主要从其通过经济能力所贡献的领导力以及其组织成员资格所贡献的组织合法性两方面来考虑。就通过经济能力发挥的领导作用而言，重要国家的退出可能会在资源、市场和领导三方面削弱国际组织效力。其一，经济强国的退出通常意味着该国际组织将失去大量用于人员和规划的财政与技术资源。其二，经济强国代表着市场力量与辐射范围，对于该国际组织的市场权重来说至关重要。其三，霸权稳定论认为，经济强国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或诱使其他成员国尊重国际组织承诺，从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没有此类重要国家，其他成员国可能没有动力承担国际组织成员身份的主权成本，从而提高该国际组织的消亡可能性。就合法性而言，重要成员国的退出可能会剥夺该国际组织的合法性。特别是代表着组织规则、愿景与文化的创始国的退出会导致该国际组织的制度合法性或基本价值观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成员国重新考虑其对该组织的承诺，或者考虑更换其他制度性组织与论坛作为替代。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假设，即H3a：当有重要成员国退出时，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增加。

相对地，也有观点认为重要成员国的退出不会导致该国际组织的消亡。一方面，如果各国利益充分趋同且制度适当，合作能够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实际上，霸权国家的退出可能帮助剩余国家不再需要应对强国的压力，从而使得组织内部的分配更加完善有利。而剩余国家也可以通过言辞重新赋予国际组织以合法性。另一方面，重要国家的退出对国际组织的影响也取决于其所导致的变化的性质，并且在退出国际组织后，那些重要国家也有可能受制于外部约束或国内政治条件而选择回归组织，这意味着它们的退出不会导致国际组织的消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即H3b：当有重要成员国退出时，该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不会增加。

基于此，文章使用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定量分析用于揭示成员国的退出如何以及何时与该国际组织消亡产生关联。定性分析通过案例对机制进行剖析，进一步区分成员国退出、国际组织消亡或某第三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首个国际组织消亡的情况出现在1909年，因此本文以一个涵盖1909年至2020年间成员国退出与国际组织生存情况的数据集作为研究数据。文章采用风险分析方法，探讨成员国的退出是否增加国际组织死亡的风险。其中自变量为成员国的退出时间，因变量则为国际组织的消亡。其中，国际组织被判定为消亡的标准为：① 国际组织成员数量少于三个；② 国际组织连续10年未举行全体会议；③ 国际组织的秘书处/总部解散。其中，当一个国际组织以新的身份继续运行，即被另外一个组织所取代或吸收时，该国际组织不能被判定为消亡。

研究结果

图2展示了对假设H1、假设H2以及假设H3进行验证的生存模型结果，每个模型都对其他解释和变量进行了控制。其中，正系数（危险率）表示国际组织消亡风险随着协变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意味着该变量与国际组织消亡时间的临近相关（即国际组织的生存时间更短）。负系数表示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降低（即国际组织的存活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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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ox回归模型中估计系数（风险率）结果

首先，实证结果支持H1假设，即一般而言，成员国的退出不会增加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如图2所示，一般国家对于国际组织消亡的估计系数在统计学上都不显著，且国际组织的生存曲线并不会因为一般国家的退出而发生巨大改变（如图3所示）。英国脱欧、塞舌尔退出南共体等案例都支持了这一结果。欧盟剩余成员国目睹了英国艰难的脱欧过程，并分析了欧盟解体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因此，脱欧对英国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对欧盟解体起到了威慑作用。而即便塞舌尔由于对南共体所带来效益的不满而于2003年退出后，依旧有其他成员国（比如马达加斯加等）继续加入南共体，塞舌尔在人力和财政约束有所缓解后也选择重新加入，因此南共体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并没有受此影响而消亡，反而继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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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否有成员国退出情况下的国际组织生存曲线比较

其次，针对假设H2a与假设H2b，检验结果显示，更多的成员国的退出并不会显著增加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如图4所示，国际组织成员国退出的次数与退出成员国占全体成员国数量的百分比与国际组织消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以冷战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退出情况为例，1950年后，波兰、古巴以及印度尼西亚先后因为不同原因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组织存续与发展并未受到影响。此外，许多成员国退出的案例都是国家在不同组织之间协调其成员资格的结果，并非会对国际组织的生存带来巨大挑战。比如部分国家在加入欧盟时退出了其他的欧洲区域组织，比如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但其他不同国家持续加入使得该机构得以依旧继续运行。此外，成员国的退出往往与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非仅仅源于对国际组织本身的反感或不满。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继失去了12个成员，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亦在冷战初期分别失去了5个东欧成员。尽管如此，这些组织因其庞大的规模和多元的成员基础，通常具备足够的韧性和资源来应对少数成员的退出，尤其是当这种退出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组织本身功能失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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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员国退出的次数与其占全体成员国的百分比对国际组织生存曲线的影响

此外，创始成员国的退出确实增加了国际组织消亡的风险，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设H3a。如图5所示，创始国退出使得该国际组织能够继续生存的概率大大降低。以1981年成立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共同经济组织（OCAM）为例，由于其成员与前殖民宗主国的关系与该组织的发展目标发生分歧，部分创始成员国与非创始成员国相继离开该组织，使得该组织于1985年消亡。事实上，创始国的退出往往反映了该国际组织的功能衰退或其所代表的初衷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这一现象更应视为国际组织衰亡的征兆，而非直接导致组织解体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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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始国/强国退出对国际组织生存曲线的影响

特别地，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退出并未对国际组织的生存构成威胁，反而可能促进其生存与发展。如表2第六列所示，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高度显著，且为负值，表明经济强国的退出与国际组织的存续呈负相关关系。实证数据进一步揭示，在经历经济强国退出的51个国际组织中，仅有5个组织最终解体，大多数国际组织仍能够持续运作并逐步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归纳总结了这一现象的运作机制。具体而言，经济强国的退出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之间通过“回归”与“改革”机制发生联系，展现为四种不同的动态机制。（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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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回归”与“改革”通过四种机制构建经济强国与国际组织生存之间的联系

第一种机制（见图6左上象限）为经济强国利用退出国际组织作为谈判筹码以推动组织变革，然后重新加入改革后更具韧性的国际组织。例如美国于1983年以“组织表现出无节制的预算扩张”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后宣布“该组织已进行改革”选择重返。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国际组织的生存。

第二种机制（见图6右上象限）为经济强国的退出促使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但改革并不足以吸引该国重返国际组织。比如，1995年，美国基于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效率低下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职能重叠的批评，决定宣布退出该组织。这一决策直接导致该组织失去了约四分之一的预算，并迫使其进行重大预算调整与体制改革。然而，尽管该组织在改革后积极寻求美国的重新加入，其努力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剩余成员国决定联合以“全力支持振兴后的本组织”。

第三种机制（见图6左下象限）为“开明的重新进入”，即虽然国际组织未进行改革，但已经退出的经济强国依然选择重返。这种决定通常源于该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其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发生转变。比如，南非于1963年因其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部分非洲国家抵制，最终宣布退出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然而，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南非在1993年决定重新加入该组织。在此情况中，作为经济强国的南非的退出并未导致国际组织消亡，反而增强了剩余成员国的凝聚力。

第四种机制（见图6右下象限）揭示了经济强国退出后可能引发的国际组织危机，甚至导致其解体。在这一情境中，尽管大多数国际组织能够继续运作，但在51个经历经济强国退出的国际组织中，仍有5个最终走向解散。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与商品相关的国际组织的解体，这些组织通常通过价格控制和供应配额等方式限制成员国的利益。然而，随着全球市场自由化的进程，经济强国的退出往往背离了这些组织设立时的初衷，从而削弱了国际组织原有的资源、市场影响力和指导作用。举例而言，澳大利亚的退出直接促使了国际铝土矿协会的解体，反映了经济强国退出对特定类型国际组织生存的深远影响。

总结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成员国退出与国际组织消亡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成员国退出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对国际组织造成破坏，但一般而言，成员国的退出并不一定会增加国际组织死亡的风险，剩余成员国的联合与国际组织自身的韧性能够帮助该组织的继续发展。但是重要国家的退出对国际组织的消亡具有较大影响。一方面，创始成员国通常会加速国际组织的消亡，因为该组织的创始愿景、合法性、组织运转能力等方面会因此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强国的退出往往对国际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起积极作用。

该研究对多边主义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即便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面临挑战，成员国退出并非意味着国际组织甚至国际合作的瓦解，多边机构仍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内在生存动力。这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及全球治理机制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助于重新认识多边主义的活力与韧性。

词汇积累

sunk cost theories

沉没成本理论

path dependent 

路径依赖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  

南部国家发展共同体

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EFTA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译者：边缘，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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